中华义理经典诵读工程的原则与方法
陈杰思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载负有崇高的精神与智慧，向人们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标准。《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刊：修改）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溶洞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正是汇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和道德观的精华。
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使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这一文化专制政策对中华民族的损害，远远超过清代文字狱。我们不赞同在读儒家经典之时，拒绝学习西方文化，也不能赞同在学习西方文化之时排斥儒家文化经典，因为，这两种方式都是文化专制的表现。中华民族丧失传统文化经典的滋养，人文精神失落了，传统道德丧失了，民族精神沦落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灾难。
中华民族百年来，在少数文人与政客的引诱下，走上了完全抛弃本民族经典的错误道路，走上了失魂落魄的道路，至今，十多亿生灵精神没有归依之处，四处飘荡。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中华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义理学的渠道被阻断。《论语》作为中华民族的圣人经典，是真正意义上的圣经，如果你将《论语》与其它民族的经典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论语》并不比其它民族的经典差，但为什么西方民族如此尊崇《新旧约全书》，阿拉伯民族如此尊崇《古兰经》，而中华民族却有一批不肖子孙在诅咒《论语》？为什么西方民族的人民从小就读《新旧约全书》，阿拉伯民族的人民从小就读《古兰经》，而炎黄子孙就不能读自己的四书五经？
没有经典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就没有民族的共同意识，就没有民族的灵魂，也没有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原是有丰富经典的民族，当中华民族废除读经之后，中华民族就从精神上倒退到数千年前尚没有经典的蛮荒时代。在我们的科研和教育中，有中文作为载体，有历史作为事实，但是，文以载道，如果没有经典教育，道在哪里？我们不清楚。有历史事实，但如果没有经典教育，事实背后的精神又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如果抛开经典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成了没有思想的教育，没有精神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何处找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传统文化经典中去寻找。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讲话。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
经典被抛弃长达百年之后，中华文化已出现断层，出现“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之局面，海外新儒家感慨中华文化已是“花果飘零”，陈寅恪哀叹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的，亨廷顿认为中国已患上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蒋庆先生说，“十亿生灵在飘荡”。亨廷顿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现状，他画了一个表来标示，其它几大文明下面，他都明确地标明其现代形态和性质，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惟独没有标示现代中国文明的形态和性质，而是画了一个“？”。蒋庆先生把这个问号叫做“亨廷顿问号”。
在西方社会和伊斯兰社会中，经典教育是通过宗教来完成的。而中国长期的传统是，经典教育是通公立或私立的学校、书院来进行。学校是经典教育的主渠道，一旦在学校中废除读经，经典教育就完全中止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即使佛教、道教也较少向民众进行佛教经典、道教经典的教育。一般民众到了寺院、道观中，除了观光旅游、烧香叩头之外，还有什么呢？至少在现阶段，儒教经过长期的毁灭已经走向全面瓦解，要复兴儒教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指望佛教、道教、儒教来完成经典教育的重任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在教育体系中设置义理学，恢复读经。
中国外语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还要相应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我真不明白，中国学生在学习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时，却没有开设相应的中华文化课程让学生学习。外语专业的学生在面对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知识的询问时，往往无言以对。外语专业的学生普遍缺乏中华文化的教养，克服这一现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开展中华文化经典教育。在此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余小华先生已做出了表率，他在上翻译课时，深切体会到，大学生的翻译水平长期以来难以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经典文化素质不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引入经典诵读导读，每节课讲十几分钟的中国古代经典原文，要求大学生课外背诵。实践的效果非常明显。我真不明白，中国人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但95%以上都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学习后终生基本不用，对于这些人来说，用在学英语上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白白浪费了。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将浪费英语上的时间，用来学习中华文化经典，将使数亿人民提高生命境界，这将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读经，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不同的民族，选择不同的经典来诵读，阿拉伯人读《古兰经》，西方人读《新旧约全书》，中华民族就读四书五经。中国人有义务读自己本民族的经典，如果在儿童时期就将其它民族的经典也拿来诵读，不是不可以，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对于人生的基本原理，各个民族的经典结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而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表达体系。我们只需掌握中华圣贤的体系就可经了，各种表达体系相混杂，还可能造成混乱，造成民族意识的淡漠。
在香港慈善家冯燊均先生的捐款资助下，中华义理经典诵读工程将于2005年1月正式启动。冯先生出任中华义理经典诵读工程指导委员会主席，领导并推动诵读工程。中华义理经典诵读工程的宗旨是：遵从圣贤教导，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健康人格，提高人文素质，继承传统美德，振奋民族精神。
一、恭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建议在诵读经典之时，先向圣人孔子焚香敬拜，有了对圣贤的恭敬之心，再读经典。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知识类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弘扬中华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没有达到共识。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读经必尊孔，尊孔必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文转变为信念。若尊孔之士不读经，则不知圣贤的教诲，尊孔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情绪。如果有人还对尊孔读经这句口号有所顾虑的话，我愿意补充说明三点：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目标不同，现在的目标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道德；在读经之时并不排斥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读经时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一面高喊要弘扬中华文化，一面又反对读经，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行为！
四书五经作为经典，是中华民族通过长期的生命实践而作出的选择。正如西方民族以经典神圣感面对《新旧约全书》，阿拉伯民族以经典神圣感来面对《古兰经》一样，中国人也要以经典神圣感来面对四书五经。当然，对四书五经的经典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班固《汉书﹒翼奉传》）。天道和圣人，是高于现实中的君王的，君王必须遵守经典的教导。
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经典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宗教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意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因此，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讲授中国哲学史，把五经和其它子部著作并列，把孔子降到诸子的位置上。第三，人们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置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岂不知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答案。因此，不能只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并且，对于经典所讲道理，运用学术上可论证的原则进行论说，经典作为天道的表达，自然受到论证者的否定，遭到逻辑推论的绞杀。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圣神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经典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二、理解：
废除读经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有两次接触儒家经典的“机会”，这两次“机会”是出现在将中华文化经典妖魔化的两个时期：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之下，儒家文化经典受到恶意曲解与肆意践踏，人们看到的都是经过文人政客曲解过的经典的碎片。二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批孔”的“左”倾路线下，儒家文化经典再次遭到恶意曲解与肆意践踏。两次对儒家经典妖魔使用的方法是：1、肢解法：将儒家文化经典肢解成碎片，然后进行断章取义地解释。在那个时代，人们看到的是作为批判材料的儒家文化经典的选读本，看到的是夹杂在各种批判文章中的儒家经典引文。如果将儒家文化经典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么，许多对儒家的诬蔑就会不攻自破。2、泼污法：搜集或者捏造某些儒家人物的污点，推而广之，以偏概全，用以证明儒家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3、归谬法：将儒家的某些观点加以夸大，加以引申，成为一种极端的观点；或者是，理论的合理运用都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反儒批孔者错误地将儒家理论运用于另一条件之下，产生严重后果后又归咎于儒家。例如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孔子是针对某些女子身上存在的缺点而说，但如果将这句话无限夸大，上纲上线，说孔子的这句话是指普天之下的妇女，歧视妇女。4、嫁祸法：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着诸多弊病，有些弊病是由人性中恶的因素导致的，有些弊病是由专制腐败的社会环境产生的，有些弊病则是由法家、道家、佛家的偏颇而导致的，在批孔反儒之时，以上弊病统统算在儒家头上。5、偷换法：儒家经典是“药”，社会弊病是“病”，有些弊病正是没有很好地运用儒家理论而产生的，有些社会弊病正是抛弃了儒家经典之“药”后才产生的，如果将这些弊病归罪于儒家，也就是将“药”偷换成“病”。如“吃人”的礼教之所以产生，正是抛弃了儒家以“仁”为本的礼教所致。6、对立法：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是文革逻辑！尊孔读经曾经是北洋军阀的一项措施，问题不在于尊孔读经本身，北洋政府倡导尊孔读经是为了稳定统治，而我们倡导的尊孔读经则是为了复兴中华文化。不能仅仅因为尊孔读经被北洋政府提倡过，就要将它打入冷宫，正像不能因为北洋军阀吃饭，我们现在就不能吃饭了。在这六种邪法之中，任何神圣的经典都会变得一无是处。
对于儒家经典的妖魔化，至今还阴魂不散。对于背诵经典，有多种指责：诸如“保守”、“复古”、“开倒车”、封建”、“填鸭”、“死背”、“书呆子”、“食古不化”等。一个社会只有变革而没有保守，则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难于平衡发展，只有将变革与保守有效地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开倒车”也不见得不好，一张车必须能够倒开，才灵活自如。我们更容易接受温家宝总理所讲的“回溯源头”的说法，而不认为读经就会导致“复古”，导致“开倒车”，我想读经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更何况，如果古代有好的东西，如良好生态环境、低犯罪率、低消费、朴实自然等，恢复起来有什么不好？不能说封建时代的事物就是不好的，而现代的事物都是好的。“保守”、“复古”、“封建”在我看来是中性词，只不过许多人是在贬义上运用他。“填鸭”、“死背”在教学中方法运用不当的问题，可以改进。“书呆子”、“食古不化”，那是读经没有读好才导致的现象，不是读经本身的问题。
在理解经典语句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推求义理：
事过数千年，古代许多名物﹑制度﹑事实，一般人不必花时间去了解，可以略去。否则皓首穷经，难得其精髓。越千年而可以代代传递者，唯有义理。
对于文化经典，阐明义理为目的，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4]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经文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义理先存在，而后有经文。“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615.）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干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
2、重在心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解经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1189.）
3、独特体悟：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经文之中，在经文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M]）二程说：“思索经义，不能于简策之外脱然有独见，资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误己，亦且误人也。”（程颢、程颐.二程集[M]中华书局.1981.7:2.）
4、避免主观：
避免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M]）
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九[M]）钱大昕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
5、依据训诂：
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篡诂序[M]）如果排斥辞章与训诂，不重视经书注疏，不能明了经书的原义，离开经书来谈义理，就是空谈义理。儒家的义理，就存在于经书之中。离开经书，则从何而得义理。钱大昕认为：“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由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小学考序[M]）正确地理解儒家经文，正是获取义理的基本途径。而训诂、考据，正是这条途径上的桥梁。“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戴震全书﹒卷六﹒与是仲明先生论学书[M].合肥黄山书.1995:370.）。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须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6、结合现实：
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世纬序[M] ）不切实际的空谈，于世无补。
7﹑系统全面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民族精神、人文精神、人生哲学、价值观念、生存智能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以上这六个方面对于一个人的素质提高都是必不可少的，只讲其中一个方面，都将是片面的。
8﹑选择典型
经典语句是指中华民族数千年对人最具有教导意义的代表性语句﹐主要选自四书五经，同时还选用董仲舒、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历代大儒的经典语句，同时还从《老子》﹑《庄子》﹑《坛经》等其它文化典籍选取一部分。
9、主题鲜明
我们将中华义理分解成许多思想主题，每个主题形成一个单元，每个主题之下，汇聚中华民族历史上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和经典语句，每一段时间的诵读活动，必须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来展开。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认识。
我们在此宣告，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上，与四大发明同等重要的文明成果，即是十大义理。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的科技成果，十大义理则是中华民族的人文成果。科技与人文，是中华民族腾飞的两翼。
中华十大义理，即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又可称之为：中华十大民族精神、中华十常、中华十德、中华十大价值观、中华十大人生观、中华十大人文精神。十大义理，是中华民族亿万生命践行的成果，并且由历代圣贤表述出来。
先师圣人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是十大义理的奠基人。《论语》一书已建立了十大义理的基本框架，历代圣贤则为之添砖加瓦。管仲有“四维”之说，包括礼、义、廉、耻。董仲舒有“五常”之说，包括仁、义、礼、智、信，宋代有“八德”之说，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先生提出“新八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十大义理为核心的中华道统代代相传，以致永远。
10﹑结构合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必须探索并确立能有效包容中华文化精华的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找到知识要点和连接知识要点的线索，我们才能将代表中华文化精华的经典语句，作出合理的安排。每一经典语句都可以在这一结构中找到安置它的恰当位置，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为学习者提供理解、接受儒家道德文化的快捷方式。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是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二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难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三、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中华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注重文化之精神，注重文化之灵魂，而文化之精神，则必须通过体悟而获得。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只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经典学习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经典教育应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它诸子的经典为辅；圣贤经典为主，诗文经典为辅；中华经典为主，外国经典为辅。一个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之后，有了分辨能力和抽象思考的能力之后，再去读道家经典、佛家经典。因为，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讲的是一些奥妙高深的道理，儿童时期难于理解，或者容易走偏。况且，道家经典及佛家经典的一些观点同儒家经典是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让儿童面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难于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圣贤经典与诗文经典相比较，圣贤经典是本，诗文经典是末。必须以圣贤经典为重，如果只背诵诗文经典而不诵读圣贤经典，则是弃本逐末的行为。诵读圣贤经典，体悟圣贤之道，才能理解并体会诗文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否则，只能停留在表面文字层面，而不能体悟诗文中的精神。中华经典与外国经典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中华经典因同中华具体的人文环境与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中国人的意识与潜意识相应，因此，学习中华经典效率最高。
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要专心致志，在诵读经典时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不能分心。所以，每次诵读都要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之中，使用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进行诵读。
四、集粹：
必须以仁爱﹑正义﹑科学﹑民主作为标准，对中华文化作出正确的判断。正确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标准应当是：是否有利于当代人的精神健康，是否有利于当代人的素质提高，是否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若是将精华作为糟粕，或将糟粕误以为精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如果只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去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只能给民众造成传统文化一团漆黑的印象。驱除黑暗的方法是，点燃一盏灯。同理，驱除糟粕的正确方式是，弘扬传统文化之精华。《中华十大义理》一书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汇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经典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经典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文化经典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于培养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有人常常把文化经典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文化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经典所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文化经典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病”与“药”的关系来说明，“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药”也就是文化经典的优良成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化经典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楚“病”与“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攻击传统社会的“病”的同时，错误地将文化经典作为致病之源，而不是作为治“病”之“药”。文化经典被抛弃了，“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
五、诵记：
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读经必须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背记，而一般的书籍则只需记住要点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孩子13岁以前记忆力强，并处于“语言模仿期”，要利用这种优势来设计学习。背诵经典是最适合儿童。同时，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意识库藏处于空白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对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就会发挥过滤的作用，在其后社会生活中或阅读中，大量的不良信息就被拒斥，或者即使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成见和无明之后，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之时，就会受到各种成见和无明的阻碍，甚至被排挤出来，如果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会被各种成见和无明所压制，或者与各种成见与无明杂处，不能在意识库藏中形成一种力量。我们要用经典文化去同垃圾文化竞争，如果我们动作迟缓，不在儿童识字之初进行经典教育，当各种广告语、影视剧台词、流行歌曲及各种文化垃圾充塞孩子们的大脑以后，我们就很难将经典文化就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中，或者进入心灵中去也会受到垃圾文化的抵制、压制、歪曲。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背记与理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文化经典，如果要达到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背记。通过背诵，不仅仅使某一经典语句进入到学习者的意识库藏中，而且整个语境（该经典语句的上下文）也迁移至意识库藏中。同时，通过对经典的广泛背诵，也有其它与这一经典语句相关联的许多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中。当我们对该经典语句进行理解和体证之时，意识库藏中该经典语句的具体语境就在意识中全盘呈现，与此经典语句相关联的大量经典语句就会浮现于大脑中，该经典语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证，避免对经典语句有片面的、孤立的认识。经典语句是进行人生思考的基本材料，必须通过背记，将经典语句放进自己的大脑中，大脑才能运用这些材料展开思考，如果我们是把经典语句放在书本上，或者放在电脑中，经典语句是在我的心灵之外，我又如何能运用经典语句进行思考呢？一经通百经。当背记了一定量的经典后，以此为基础就可以学习、理解、记忆大量的优秀著作。
背诵经典之时，因为经典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是必须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的。因此，我们对儿童只要求理解经典语句的字面意义即可，并在知道经典语句的字面意义的前提下进行背记。背诵经典是传统的普及国学或是推行国学教育的方法。经典仅仅是阅读和理解是不够的，阅读经典，只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很浅的印象，在阅读后的不久，这些经典语句就会从记忆中消失。经典背诵，是将一句句经典语句所载负的意义、精神及意象，纳入背诵者的意识库藏之中，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转化为无意识，转化为动机，转化为人格，转化为信仰。当人处于一个特定的境遇之中时，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在自己的意识中显现，即出现“反刍”现象。相关的经典语句在此情形之下就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当诵读某一句经典语句之时，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同时让学生背记这句经典语句的某字相当于现代汉语某个字，从而略知古文中的某句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某句话，这样诵读者才会知道某句经典语句的大致含义。认识每一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为提高中文水平奠定基础。现代汉语的教学以词为单位进行，对每个词都要进行一番解释，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非常大，人们如果对构成词汇的每个字的含义弄不清楚，对于出现的新词汇，就难于理解。如果通过读经，认识常用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和识记大量的新词汇。
诵读经典之时，心、口、眼、耳同时并用，集中于经典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同时，经典诵读可以调整人的心态，克服躁动不安的习性，达到“静“的状态。“静”的状态是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从生理的角度看，大脑的左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分工。左半球是理性之脑，主管着言谈、书写、阅读、计算、推理、排列、分析等行为。右半球是感性之脑，主管着直觉、时空感、想象力、创意、节奏、舞蹈、美术、记忆、情感等行为。在对经典诵读之时，人的左右脑同时运动，左右脑同时得到锻炼，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有人说，背诵经典太苦，与素质教育中提倡的快乐学习相背。其实，教育不可能完全实现快乐学习，必要的苦是要吃的。在背诵经典中，可以做到苦与乐相结合，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场景，使用各种轻松愉快的方法，变换各种诵读的方式。
有人说，让儿童背诵经典语句，就是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知识教育与人格成长的区别。在知识教育中，需要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在幼儿的人格成长中，我们有责任向儿童提供最有价值的精神营养。经典语句就是历代思想家千锤百炼而形成的，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而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经过现代研究者和教育者认真整理，取其精华，择其精要，最后才奉献给儿童。因此，儿童不需要再进行选择过滤，只需接受即可。袁伟时认为，用《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用来教育孩子，会束缚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我认为，《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书籍，向儿童传递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标准，促进儿童人格的形成。袁伟时认为，迫孩子读经，死记硬背，也是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的。难道现代教育就不需要背记吗？
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它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六、涵养：
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并不是由政治观念形成的，也不是由抽象的道德概念塑造的。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大量的道德经典语句或民间话语存放在心中，进入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互相贯通，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强化，形成大量的、稳定的良性的心象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此即通过涵养而形成品性。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当潜意识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大量诵读经典语句的进入，就可以产生“童蒙养正”的效果。心理定势和品性，可以暗中支配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人的行为方向和思考方向。大量经典语句通过记忆放在意识库中，每当你处于某一境遇之中，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从你的意识库中浮现出来，作为一条条的准则或启示，指导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做。
在中国，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腐败，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儿童由于心智发展及人格成长尚不成熟，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如一个婴儿坐在十字路口上，一边是正道，一边是沼泽和水井。作为家长，只能选择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提供给他，把他引向正道。如果家长放弃引导的责任，儿童可能就会在各种不良书籍和社会歪风邪气的引导之下，一步步地爬向沼泽，爬向水井。孟子说，当小孩子爬向井边时，人自然就会产生恻隐之心。如果你有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就得赶快行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经典来引导他走上正道。同样的道理，一个成人也需要经典的引导走上正道，中华民族也需要经典引导走上正道。
七、信仰：
即相信经典，并将经典所阐述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信仰。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上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置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儒家经文，才能领悟并接受儒家经文所饱含的生命精神。培养学生尊崇孔子及历代圣贤之情，促进学生的内在善性得到充分的呈现，培养学生的道德良知，培养学生道德行为动机，培养学生的内心信念。
炎黄子孙有两个标准：一是物质标准：其身体具有中华血缘关系；二就是精神标准：其心灵经由中华文化经典塑造，具有中华十大义理。我们要用汉语和十大义理为主的中华文化来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从何处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体系？从何处去寻找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只能是回到文化经典中去寻找。中华精神价值之道，就存在于经中，“通经明道”，“以字通词，以词通道”。读经的目的就是“读书明理”，通过读经而明白义理。宋儒程伊川尝谓：“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觊足下由经以求道。”（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与方元寀书》）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
八、力行：
经典诵读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关注生活，面对现实，鼓励并正确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在文体活动、劳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民俗活动、社会交往中，提供给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能力。当经典语句融入学生的人格和品德之中，就会转化成学生的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有效指导，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经典语句的精神，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学习经典，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清儒李慈铭曰：“游艺本乎志道，致用原于通经，两汉之间，儒者治经，皆以经世，若以禹贡治水，春秋折狱，诗三百五篇当谏书，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发于政，见于事。” （李慈铭《绍兴东胡书院通艺堂记》）《礼记》中有一篇《经解》，讲述了各种经典对于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更可贵的是，指出了各种经典在不当运用的情况之下可能出现的偏差。
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学到的东西，都是功利性、世俗性、技术性的东西，而理想性的精神与思想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可以在世俗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人必须有两个世界：一是世俗世界，一是理想世界。一个人往往是用理想世界的精神与价值，来提升世俗世界，转化世俗世界，使世俗世界不至于在恶欲的牵引下沉沦下去。《学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行为与意识，并不是存在着正比关系。有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是历史与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典籍文化中的思想，刚好是历史和现实中不存在或较少存在，而又迫切需要的行为与意识，或者是，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与经典思想相反的现象。正如，在封建时代，存在着“吃人”现象，所以孔子儒家才倡导“仁者爱人”的思想，而鲁迅却将“吃人”现象归咎于儒家，就是犯了将经典文化等同与现实文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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