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为官为人情怀
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 刘可馨
摘 要：
苏东坡家国情怀非常突出，儒家思想培养了苏东坡，宋代的政治环境，塑造了一个积极入世的苏东坡。苏东坡所持的处世态度是出世与入世的交织，他的人生观是乐观与旷达的升华。从苏东坡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追求始终以报国理想为主调，并且有文人雅士的一种淡泊超然的心态，能够随遇而安，从不堪的遭遇中解脱自我，从而乐观旷达的看待一切。
关键词：
苏东坡；士大夫；人生；旷达；乐观
苏东坡的一生，始终洋溢着士大夫精神。苏东坡积极有为、乐观与旷达的人生境界，在作品和行为中有充分体现。苏东坡的士大夫精神，为国担当奉献，为人坦荡，两大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士大夫百折不挠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富于文人雅士的浪漫逍遥，给我们当代人留下了可贵的启迪。
一、积极进取情怀
“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首先展现为天下胸怀，坚持理想和道德，追求人生的最大目标。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非常推崇苏东坡：“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社稷安危、百姓生活的道义担当和历史责任感，促使苏东坡自觉地“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科举制度下的君子、士大夫，贯彻忠孝思想，尽忠报国，为苏东坡所特别强调，使他充满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赤诚。苏东坡为国效忠、为民效力的信念始终不变。他按照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以“致君尧舜”的理想积极入世，在被疏或自疏的境地，坚守独善之道。即使是“处江湖之远”，他也不单单是只忧其民，而总是找机会为国家出谋献策。苏东坡的“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强调的是要有责任担当。这正是儒家自强不息的弘毅品格。
苏东坡的政绩，有目共睹。他任职的管辖范围内扩展仁爱之心，乐善好施，知密州时收养孤儿，贬黄州时力戒杀婴，在杭州建苏堤造福百姓，甚至亲自做“东坡肉”给民工们吃，建造“安乐坊”为人治病，他没有贪污腐败，自己在黄州开荒种地，养家糊口，与民同乐。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引洪入黄；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办医院，赈济灾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灾，常山祈雨，收养弃儿，检敛饿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
二、 正直不阿情怀
苏东坡有君子刚毅、书生意气、文人骨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对苏东坡的刚直非常敬仰：“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苏东坡敢于谏言。为官的他敢于进谏，为君、为民、为社稷着想，不在乎自己的乌纱帽。苏东坡是一个光明磊落、仗义执言的大丈夫！即使苏东坡存在党争，不随波逐流，也与士大夫精神的独特有关。“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章惇 三个人，或者是知音，或者是朋友，但在他们当政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与士大夫的责任有关，与耿介的个性有关。”[1]
三、自由与野性情怀
苏东坡追求个性独特，情趣盎然。苏东坡作为文人雅士，有个人的追求，浪漫、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境界。士大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决不会放弃自我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价值追 求。坚持社会的道义与责任，同时又化解那些强烈的忧患意识所带来的心灵的痛苦和精神负担，追求超脱的心灵境界，即是一种内心深处自觉的快乐、平和、超然、淡泊、洒然的态度和心境、一个自然境界。
野性特点，是苏轼自我评价。他思想浪漫、个性突出、桀骜不驯、狂妄、梦幻，富有强烈的酒神气质（现代西方尼采非常强调）。苏东坡有两处就谈到自己的“野性”，在1070年的《答杨济甫十首》（之四）中说“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1075年苏东坡是《游庐山，次韵章传道》里说：“野性犹同纵壑鱼”。他有“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又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知足。苏东坡的个性、野性，“是一种才子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2]
四 、淡泊与从容情怀
苏东坡生活很平凡、很自然，率性而为，真情流露，与一般人的日常需要一样，似乎没有特别的地方，油然增加了亲切感。他好交友，好喝酒，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注重养生保健，创出许多饮食精品、治疗良方 。他的作品讴歌顺其自然，即使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
淡泊，充分表现在顺境中宠辱不惊。《临江仙》便是淡泊情怀的完全坦露：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在逆境中，仍然从容，展示了苏东坡的另一特质。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例，苏东坡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写出了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仍然坦荡，气度仍然从容。
五、乐观主义情怀
苏东坡笑对人生、超然物外、非常达观。苏东坡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减少欲望就减少了痛苦，追求欲望则只会徒增烦恼，“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叶燮的《原诗》赞扬：“苏东坡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善于发现人生乐趣，苏东坡历历在目。他有一般的感官快乐，更有高雅的精神快乐。读书、写作、琴棋书画的快乐，平凡人的饮酒、吃饭、喝茶、享用水果的快乐，与朋友交往的快乐，都能够使他的生活，处处充满快乐。苏轼自己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正可作为苏轼文人快乐主流的极好概括。“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食荔枝》），活灵活现表达了地处南国尝鲜的快乐。
善于乐观面对一切，苏轼当之无愧。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东坡的诗情画意跃然纸上，乐观主义精神溢于言表：“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
六、平等待人情怀
苏东坡一生保持了赤子之心，坦诚待人，光明磊落，让人肃然起敬。苏轼喜欢与村野之人同饮，他与百姓相处得十分融洽。“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在他看来，“酒”的面前，人人平等，无分贵贱。苏东坡下乡时，一位83岁的老翁拦住他，求与同饮，“欣欣然”。西新桥建成后，“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苏东坡不但与文人学士同饮，也与村野父老共杯，欢乐之状溢于言表，他与“父老”关系十分融洽，没有一点官架子。“父老”们也不把他当官看，只当同龄兄弟，真情相待。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赞扬：“苏东坡的最佳名言也是他对自己最好的形容，那就是他向弟弟子由所说的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对苏东坡的平等待人风格，进行了总结：“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
七、天人合一情怀
苏东坡哲理词代表作《水调歌头》，是旷达境界的升华，天上人间，浑然一体，交相辉映：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充分体现了苏东坡对永恒的宇宙、多变的人生两者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他通过对月、对人的仔细观察和深入思考，表达了天人关系的联想和期望。苏东坡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苍天，反思宦海浮沉，天人感应，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达到了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总之，苏东坡的士大夫精神，儒家为本，兼收并蓄。苏东坡的个性、修养和境界，使他成为与众不同的士大夫。饱读诗书，博大精深的他，对于儒家、道家等精华，烂熟于胸，叶嘉莹指出：“苏轼正是一个把儒家用世的志意与道家旷观的精神做了极圆满的融合。”[3] 儒家的坚毅、老庄的超然以及禅宗的观念，都影响了苏东坡，使他为人、为官、为文，坚定、沉着、乐观、旷达，心系天下，全力报国，造福百姓，恪尽职守，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参考文献：
[1] 喻世华：《苏轼的人间情怀》，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7,189
[2] 阮延俊：《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28
[3] 叶嘉莹：《北宋名家词选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8
评价：本文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对苏东坡的人文情怀有比较好的把握，可见作者的学术根底比较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