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基金会中华义理发帖汇总
武汉科技大学
哲学硕士生 王富林
中华义理总坛 一 595
儒家“五常”思想上溯先秦，横贯中华文明发展史，影响着代代中国人的道德情操和价值取向，在其形成过程中，至少有三个节点和三个人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大儒“董仲舒”，也从这开始，中国对于君子和仁人志士的培养和评判有了客观的标准。
儒家“五常”思想源自儒家鼻祖孔子，在面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他提出了“克己复礼”,“为政以德”的思想，明确了“仁”和“礼”的思想，同时认为“仁”和“义”相辅相成，故而“五常”雏形便因此形成。
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精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并提出富有性善色彩的“四端”之说，孟子认为，人心皆有仁义礼智之四端：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四端扩而充之就足以天下太平，反之，连父母也无法侍奉。孟子在论述四端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四心与四德：“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 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自知”的，具有先验特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认为，亲亲为仁，敬兄为义，并且这种“良知”“良能”是“孩提之童”生而具有的，并将这种“本心”视为“本性”，使得这种“善”为“性”获得永恒和先验的意义，体现出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
儒家五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风貌，也成为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深刻的智慧和启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也常常忽视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而儒家五常中的仁和义,正是强调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礼,提醒我们在追求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系的维护。智,则启示我们要注重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水平，以更好地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信,则告诫我们要坚持诚实守信的品质，以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和社会秩序,在今天凸显历久弥新的价值。
中华义理总坛 四 509
西汉大儒董仲舒继孔孟之后完善了“儒家”五常“，也是已知最早将“五常”并举的儒学家，在仁义礼智信五大精神支柱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向上他继承了孟子“四端”之说的知识内容，将孟子“四端”之说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将“五常”与“五脏”“五方”“五行”“五经”相配比，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在儒家思想演进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仁者，亲也。“仁”是“五常”的精神底蕴、至上原则 和终极目标；义者，宜也。 具体内容表现尊上敬长、公平正义、禁民为非、反对侵凌兼并、残民暴物与不义战争。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传统道德规范的 “礼”，注重对于社会秩序及等级地位的维持，具备 道德法的作用：智，同“知”，识敏。 表现为明是非、别善恶，内心 通明，善于知人与自知，见祸福远：守信必须符合于道义，《论语•学而》 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仁”“义”“礼”“智”“信”在中国儒家先哲中有着先天的内嵌式的命定性，人皆有之，人人皆可成为贤者，先贤们坚信通过对民众主体性的改造和教化，便可重归尧舜之世，实现大治以今天的目光观之，故尤其局限之处，但其中蕴含的人人向善、有教无类的美好祈愿却正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
仁坛 一 1089
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曰：“仁，亲也，从人二。”清代文学家段玉裁对此加以注释：“亲者，密至也。从人二，相人偶也。人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从字源看，“仁”是用来指称人际之间亲密融洽的范畴。
在《论语》中孔丘与樊迟的学生之间的问答概括性的归纳出孔子对“仁”的看法，“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爱人可以被看作孔子的”仁“的基本释意，从仁者爱人的观点来谈，孔子的“仁学”大致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仁的情感性，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对父母兄弟是否有敬爱之情是人所以为人而区别于飞禽走兽的根本区别，而“爱”这种价值理念则被孔子赋予了人的“类本质”的定义，孔子论仁以孝悌为本，从孝悌阐发，立足于亲情考虑，“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孔子认为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世俗亲情中的家庭中的人，人人皆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对待家庭与人际中的亲友报以善意是人最朴素也是最真挚的选择。二是“仁”的普遍性，“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孔子认为人人皆有父母亲情，都有亲朋好友，而且人人都能将这种特殊的情感推广到广阔的人际关系中去，一个人能够对父母兄弟事以孝悌才能在人际关系中负担仁义，推己及人中，仁获得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普遍性意义，故而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三则是“仁”的族群本位性，孔子赋予了“仁”对于人“类本质”的意义，而“仁”所以为仁是通过人与他人、与其它社会群体的关系证实的，孔子的“仁学”思想中，个人的意义是寄托于族群关系而存在的，个体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唯有融入所属族群关系才能实现，这代表仁学传统是族群本位的。四是“仁”的实践意义，孔子的“仁学”并非是一套抽象的理论体系或者虚构概念的空中楼阁，尽管孔子众多著述中关于仁者爱人有诸多提法和概念，但却都基于一定的理论概念和现实要求给出，孔子的“仁学”早在先秦便确立了务实去虚的实践传统，提出了践行“仁道”的现实需求，指点后人如何在日常事务中追求君子之道，相对于孔子关于“仁学”体系的构建，何以“成仁”的道德修养方法则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主义导向。
仁坛 八 555
克己以行仁,《论语•颜渊篇》曾有记载：颜渊问“仁”于孔子，孔子答曰：“克己复礼”，对于行仁的要点，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将行仁的关要定位于人的道德自律的主体意识。而克制物欲是“克己”的基本内容，孔子并不一般性的对人的物质欲望进行批判，而是主张对欲望进行恰当的节制，这种控制的标准既是“仁道”，仁人志士应恪守君子之道，君子不应该接受违反“仁道”换取来的富贵荣华，同样应该拒绝以违背“仁道”来摆脱贫困地位，所谓安贫乐道莫过于是。“克己”的最高境界是为“仁道”而献身，杀身成仁，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为行仁道，君子要舍生取义，绝不能贪生怕死，关键时期还应当英勇献身，自孔子之后，无数仁人志士坚定的迈向成仁的终极理想。
仁坛 八 556
为仁由己，孔子认为，“仁”产生于人的良好情感之中，人若对于父母兄弟有“情”，便会行孝悌之道，若是对邻里乡亲及社会成员有“情”，便会以仁义的态度对待社会成员，这便是说“为仁”完全取决于自己而非“由人”，明确肯定了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即所谓“为人由己，而由人哉？”（《颜渊》），孔子在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中提出了践行“仁”的道德修养方法，具体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脚踏实地的实践性，包括要求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的实践要求，而具体做法包括“求之于己”、“笃信好学”、“躬行实践”三者，（1）孔子十分看重人自身的主体性意义，他认为“求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不可假手于人，推动力应该是自己对于道德修养的追求，实践对象也应局限在自己的社会行为而非他人，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以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仁道”。坚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和“内省不疚”，严于律己的同时宽于待人，扪心自问无愧于他人就无忧无惧了；（2）孔子毕生追求知识，孜孜不倦的钻研真理，但又并不为了知识而知识，他认为知识的获取理应伴随道德的沉淀和德行的提高，“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批评了脱离道德修养的盲目追求学问的行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认为古时的学者治学是为了成全自己，而当今的学者只是为了追求名利、向他人卖弄学问而学，孔子的求学之道始终是坚持学问和处事结合，将知识同步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坚持“为己而学”，“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躬身实践，亲身体验。（3）行“仁”的关键在于“躬行实践”，当事人必须身体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上得来的道理，容易理解但太过抽象，难以按照“仁道”的要求付诸实践，孔子对于言行合一的要求极度重视，主张“先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人不能夸夸其谈，必须躬身实践而后谈其事，做不到的事切勿夸口，对于心口不一、言行相悖的人，孔子厌恶的将其归为“伪君子”的行列，认为其“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如同当代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身体力行者是判断道德修养的标准。
义坛 一 622
“义”是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命价值和利益冲突时，基于“仁”爱基础上的思想指导原则和行为选择标准。“义者，所以合宜也。”义的本意就是适宜，具体来说就威仪、情谊、美善、公平、正义、适 宜。孔子将“义”作为人的道德标准，在孔子看来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孟子更将“义” 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统治者施政的价值尺度，一般人修身立命的重要原则。在今天的社会，义更多被视为朋友间交往的正向评价，往往出现在能无偿帮扶朋友，但这还是狭义的内涵，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倘若对于亲友的困难伸出援手值得歌颂，那么面临陌生人或者社会的困难仗义相助之人才谈得上“大义”，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金钱异化和人际关系淡漠加剧，众多社会问题频发，弘扬这种“大义”可以很大的缓解社会矛盾，减低社会收入差距，推进和谐社会。
义坛 三 236
儒家对于如何行“义”的近切要求是“敬长”，“敬长，义也”（《尽心上》）“敬长”者，在家庭内部表现为尊重“兄长”，在社会上表现为尊重“君长”，两者之中，孟子尤为重视后者的实践要求，并将儒家的对等原则贯彻进君臣关系之中，，“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君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离娄下》），君主唯有将臣下视为自己的手足兄弟，臣子才可能会衷心事上、不离不弃，如此便是孟子所言“君臣之义”。
在今天“义”更可能出现于人际交往之中，急他人所急，为亲友分忧，仗义相助，可以称其人十分“仗义”，而在社会层面则要求个人不必斤斤计较，对于社会现象敢于发言，敢于直言不讳、反抗不平等现象，对于处于危难中的社会成员要保持怜悯之心，力所能及的对他们予以扶持，对待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高度的向心力，对于任何煽动分裂、污蔑国家的言谈举止保持敏感和反抗。
礼坛 一 716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礼”的观念影响着古代中国的人际交往、社会规范乃至国家外交的方方面面，于内要求一种和谐凝聚力的礼仪秩序，于外体现为一种克制恃强凌弱、爱好和平交往的外交指向，而儒家广义上的“礼”是古人为区分社会等级而设置的行为规范，包括典礼制度、 社会纲常以及生活礼仪等，而五常”文化中的“礼”则在此基础上凸显“和为贵“（《 论语•学而》） 的精神理念。子曰：“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论语•为政》）儒家虽然重注个体之间的礼教形式，但更加重视主体之间的礼让与文明精神，也唯有此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礼坛 三 997
“礼”是基于“仁”和“义”之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之上的行为践履和操作规范，重视建构人与人之间礼让、谦恭、和谐、文明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礼”和“智”是从属于“仁义”的道德规范，“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也就是说“礼”是通过整一套仪式和程序使得”仁义“的内容显现出来并使其具有典雅性质，不具有和”仁义“同样的地位，服务于”仁义”价值取向的工具性规则，具有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秩序，规范长幼尊卑的政治意义，在董仲舒“春秋大一统”之后对于稳定社会统治秩序、保障封建社会生产生活平稳运行的作用。而社会主义中国的“礼”则集中体现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道德风尚、乡风民俗之中，我国正在致力于平等有序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建设，要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普及相结合，人人守法、尊法、学法、用法，要建设民众法制素养和各项综合素质全面提高的文化强国是贯彻新时代“礼”的迫切要求。
礼坛 四 588
儒家的”礼“作为协调、规范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行为规范，不仅培养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底蕴，还有助于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有序渐进。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新时代，必须建设以法治为基本，平等为核心的新型文明社会，推进法治与德治协调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继承儒家优秀规范成果。继承传统“礼”之观念中的人本精神， 重视发挥社会规范对个体品格的塑造作用，并以文明礼节的养成带动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智坛 一 345
“智”通“知”，有认知、知识、智慧等含义。是指不违反“仁”“义”“礼”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原则，遵循人类根本利益的生存智慧和原则，孔子的“智”体现在他对于道德规范的认识，他历来强调将进学与道德实践并重，同时也视“仁”与“智”作为互为前提的关系，“未知，焉得仁?” ( 《论语•公冶长》）。孟子明确提出了“智”的概念，认为智主要包含对人认知能力四个方面的要求，包括明晰是非对错的能力;分别道德境界和履行的能力;认知客观世界能力;“仁且知”的精神境界。董仲舒则在继承发展前人的思想，提出“必仁且智”，强调强调追求美好道德和探索知识并举，将“仁”与“智”的关系进一步捆绑。
智坛 八 246
早在先秦时期，“智慧”往往被写成“知”，孔子比较早地重视“智”，他说：“知者不惑。” （《 论语•宪问》）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论语•卫灵公》） 孔子认为必须要勤学好问、善与人沟通才能达到博学智慧、懂得规律方法的程度，唯有“仁且智”才可成为君子，“智”是“仁”的前提，《礼记•中庸》 有言“知”“仁”“勇”为“三达德” ， 这被认为是“五常”的雏形。 孟子在“四端说”中提出，“智”是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是非之心，智也。 ” （《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还陈述了“仁”“义”“智”的关系， 认为：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 ” （《孟子•离娄上》） 由此可以看出，“智”的内涵并不复杂，其本质是一种道德智慧，是指导人“明是非”“晓仁义”的道德取向，就普遍逻辑而言，唯有知晓是非善恶，树立合乎天道的价值观，才能以此为师，踏上堂皇正道，践行仁义之道。
在中国法治实践过程中，因为无知所导致的违法犯法现象屡见不鲜，透过嫌疑人的行为而观其动机和内心，未必都是为了“恶”而“恶”，存在一些法制意识淡薄，对自身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没有明确认知的现象，甚至可能在落入法网之前还坚信自己是守法公民，这种现象在偏远落后地区频频发生，究其本质仍然是知识缺乏、对于法律逻辑和社会运行规律一窍不通，除此之外，没有知识和头脑在生存压力下铤而走险而落入法网者，虽然其对于法律有清晰的认知，但其生存智慧或者说缺失信念的存在仍然可以被视为无知的一种。方今之世，人若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有立足之地，除却对法治有所熟知之外，还需要培养自己对于社会道德和生存智慧之中的体会，成为“仁者”的先决条件是践行“智者”之道。
信坛 一 651
“信”，即诚信，是诚实守诺，不欺不瞒的品格。孔子一再提倡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信不立”，将信与文、行、忠并举列为四教，认为其对养成君子人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其对“信”的重视。孟子更是将“信”看作是五伦中朋友一伦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并将诚与信相联系，阐释了诚信的内在关联。儒家把“信”看做为人处世的根本之道，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重视诚信的经世致用，承载着“四端之心”的道德践履和理想人格信条。
孟子曰：“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强调有“信”是朋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同时他拓展了“信”的涵义，将“诚”与“信”联系到一起，将“信”从“人道”抬升到“天道”的层面，所谓“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唯有诚心，人才能打动他人，才能在社会上处事不惊，所以“诚信”的深层含义是正心诚意，拥有美好品德以致“信”。荀子发扬了这种文化，他认为君子当“不言而信” （《 荀子•儒效》）， 将“信”作为君子的重要品德。
每年“双11”前后，消费者购物多多，黑商、奸商泛滥。电子商务领域发布的黑名单，对消费者有提醒和好处。发布《电子商务领域信用风险“双11”预警报告》和《“双11”网络促销活动期间消费信用评估报告》，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反炒信”联盟成员企业开展“反炒信、树诚信”活动，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双11”活动期间各主要电商平台的相关承诺兑现情况进行数据跟踪与测评分析，委托信用服务机构在产品质量、产品销售与服务、产品价格、物流服务等各环节开展信用监测，完善电子商务领域信用记录。这一做法，有利于商业领域的风清气正。
信坛 二 1094
“信”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诚信和敬业两方面。诚信是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优秀品质，诚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演变，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科学技术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盛行也在愈演愈烈，经济的发展仿佛始终以道德沦丧为代价，人际交往间信任缺失，社会陷入巨大的猜疑链，务须建立新型信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以诚信为盾，做好诚信文化宣传，引导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向渐变，营造浓厚的社会诚信氛围，社会层面落实诚信引导的奖惩措施，对于我国完善市场经济、推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敬业则是“信”的另一内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准则。在百舸争流、综合国力竞争激烈的今天，我中华民族若要奋起直追，傲立世界民族之林需要每一位成员的孜孜以求，需要树立极强的民族责任心和时代使命感，需要他们以极强的专注力和执行力对待任一件事，没有专注钻研的大国工匠精神和敬业精神，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上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未来的中国，物质文明的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创造有待更多怀有创业精神的社会成员去创造。
大学生网上兼职刷单，遭遇不少诈骗，触目惊心。一单轻松赚取5元提成，初尝甜果后欲罢不能，接连又转账24,000元，类似的电信网络诈骗屡禁不绝。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成立至今，成功拦截诈骗电话3500余起，避免群众损失6000多万元，人们拍手称快。
孝坛 一 752
“孝”不仅是儒家推崇的人伦道德，更是中原王朝驭下治民的政治道德，所谓“以孝治天下”，古代最初以“举孝廉”选拔官员，纵使后期执行过程出现偏差，但“孝”在中国古代扮演的角色难以忽视。
《孝经》所记，为孔子之言。如，《孝经 注疏序》曰：“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有“三才章”，从天经、地义、人行角度，讲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孝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是爱，源于人们的血缘亲情，带有先天性，就此而言，无需更多理由，生养之身，自然回报以爱。事母以爱，则更显生身之命的回报。二是敬，始于血缘亲情，也带有先天性，但更具后天性。由家至国，事君如事父。以敬事君，自是忠诚。所谓君父，便是如此。
在今天，孝顺成为对人综合考察的一个重要标准，与古代事君敬长的要求不同，今天的孝更多体现在对于父母的赡养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功利导向的工作指向使得人们四处奔波、百事缠身而无暇陪伴亲长，往往将压力释放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因为他们在亲缘关系中始终处于利他地位，与其在失去后再追悔莫及不如从当下开始将父母亲人放在第一位，相比较亘古存在的名利追求，亲友们才处于日日远离的处境，感情中奉献处于单向的状况，但除却亲缘纽带外，又有几人可以无偿利于个人，乌鸦反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我家老人有病住院，我精心照料，又在外面打工，补贴家用，非常辛苦，但是我认为这是自己的份内事，是孝道要求的。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讲究孝道，大爱天下。
评语：作者从儒家“五常”切入，分别深入探讨了“仁”、“义”、“礼”、“智”、“信”以及“孝”，有着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紧密贴合原文加以运用，且能结合实践，将道理讲清楚，益于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