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文化
核心提示：8月12日上午，“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五周年座谈会暨《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首发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光明日报社总编辑胡占凡来自全国十几所高校国学院的院长以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国际儒联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许嘉璐委员长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提出：，中国国学的发扬应与时俱进，首先要做到四个字：耐、领、推、出。许嘉璐委员长对中国大陆目前国学教育的现状表示忧心，他说，13亿人要达到普遍达到台湾那个素质，我们还需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现在就应该开始。下面是许嘉璐委员长的访谈实录。
凤凰网文化：在当下，坚持创办《光明日报》国学版这样一个版面，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难处吗？
许嘉璐：国学版该办，也难办，而敢办确实起到了助澜和领航的意义。
关于中国自身哲学的合法化问题，中国哲学界曾讨论过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是伪命题，但需要讨论，经过讨论才能明确了这是个伪命题。同样的，国学的合法化问题也是个伪命题，也可以讨论，但最终还是要实践来说话。
开办国学版本身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这五年来蹒跚而进也不容易。其中包括梁枢同志（《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和其他人的付出，包括报社党委、党组的支持和关心。大家都知道办一件事情背后的艰辛和辛苦。
下面我想谈一下关于当前和今后办好《国学》的四点思考和建议。四个字：耐、领、推、出。
第一，耐。要有耐力。五年应该是一瞬间就过去了，而国学的复兴，真正能化为中国的内在实力，我看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我始终说国学没热，要说热也只是在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角落里。例如在哲学界、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界，几乎原状没怎么变化。所以第一是正确估计形势，第二，从事这项工作的朋友，都要有耐力、耐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把国学研究和国学版这件事情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下去看，或者说放到历史过程中去看。
试想，国学版如果是在06年的五年前、十年前，即上各世纪九十年代，能不能办成？再往后看，十年后国学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五十年后国学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设想我们站在2050年那个时候，回头看2006年，一个中央刊物办了一个国学版，它是什么意义和地位？恐怕跟我们现在研究党史时看待《湘江评论》差不多吧？为什么我说要放在历史过程看？这样看就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了。当初办《新青年》、《湘江评论》的前辈还没想到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现在瞻前顾后去想一想，可能对我们今后办好国学版有一种空灵的，但是又是实在的启发。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提到“领”，这个领可以理解为领先的意思吗？
许嘉璐：还不简单是这个意思。领，不是领导，一个刊物没这个权利。应该引领一代风骚，大家谈了国学版五年来很多成绩、优点，好像说漏了一点--国学版还很活泼。
引领，第一要“深”。这个深不是说我们每天的文章都很深邃、深奥，而是说应该引领去深化。这个深，我想包括了宏观与微观。宏观指文化走向、国学走向，甚至可以再化解到文、史、哲研究中去的走向。微观呢，例如宋明理学观念的探讨，无论是“理”还是心性、良知，都需要继续深化，做出今天的阐释。这都是比较微观的。这也是办刊的必然、办报的必然。
另外，要有“问题意识”，特别要有对敏感问题的意识。例如，中国的国学能不能生成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靠“西学东渐”？到现在我没看到有份量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文章，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例如从明代起，手工业作坊有了巨大发展，商品经济已经比较繁荣，《金瓶梅》等文学作品、思想家的学术著作都是很重要的例证。从宋代开始的永嘉学派，影响一直延绵到明，甚至到清。如果--虽然历史是不能“如果”的--消除了明朝的海禁，或者进入清代，在满汉融合之后，按照儒学思想的走向，中国能不能生成今天中国所说的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现代化含义和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应该给予回答，如果不能够回答，那就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国学能不能支撑中国的现代化持续发展？儒家怎么看待竞争？怎么看待企业第一要务是追求利润、利益？义和利关系的尺度怎么掌握？这是一组两个问题，简言之就是国学能不能生成现代化？能不能支撑现代化？我们所说的现代化非彼现代化，区别在哪儿？
第二组问题，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如果国学版使大家觉得它在引领我们，这个矛盾怎么办？换句话说，中国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什么关系？我个人觉得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理论实践和革命实践看，即从当时的主体、客体和语境看，再从后来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再次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隔几十年的主体、客体和语境看，是不是可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现在我们只提第一个：“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实际情况”虽然也应该包括了中国文化，但是这个语词已经给人们造成一个定式思维，那就是只指地大物不博、人口众多，教育、科技、文化落后，等等。这都是着眼于物的方面。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并已经和中国的国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了。如果说中国的国学范围太广，不仅仅包括儒释道还包含着文史哲，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等等，那么约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相结合。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么。我们可不可以响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或“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或者说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上，二者是在分离还是在结合？国学版不是只坐而论道，还要起而行之，即要关注当代。这个问题实际上把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合起来了，但是却是站在学术的和文化的角度上进行剖析，不是一般的具体的学术问题。
凤凰网文化：如何做到“不是只坐而论道，还要起而行之”？。
许嘉璐：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学持久不了，热到一定时候就要冷。研究这个问题必须“跳出三界外”，跳出原来的本行本专业，做历史的思考。比如中国文化，从南北朝以后就是儒释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各自保持特性.今天呢？儒释道除了举办活动在一起，实际上儒释道是分家的。今天研究儒学的人对于佛、道的了解远比朱熹时差多了。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另外，国学内部文史哲之间的关系，按照洋学堂的办法，文史哲涇渭分明，在文里面、史里面、哲里面古今又壁垒森严；史与论又壁垒森严。如果一时作为研究者的个体做不到“三教”皆通，那么作为群体的文史哲研究队伍总体能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较好解决，国学的后劲也就吃紧了。
第三，推。推就是推广，也就是我在《“国学”精华编》序里所说的“生活化”问题。这也是国学能不能真正更热起来、能不能持续热下去的关键问题。如果在中华大地上仅仅组成了一个哪怕是两万人的学术队伍，也不过就是两万人而已。这等于是个小小的沙龙，因为都在高校和研究所里，走出书斋走到农贸市场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只停留在书房里、刊物上，如果来一个什么浪潮，“国学热”就可能灰飞烟灭。因为你不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生活就要抛弃你。在这里我提出十二个字的“目标”：大众化、生活化、进家庭、进学校。何谓大众化、生活化？比如去台湾，在日月潭旁边看看摆摊儿的老婆婆的文化修养；到玉山小吃看看店主和吃客的文化气息。台湾文化气息保留的第一个原因是没断，第二人少。13亿人口要达到台湾那种状况，咱们还需长期努力。现在就应该开始。今年年初台湾“教育部”规定《四书》在高中列为必修课，我们怎么办？似乎还没有人做出反应。
凤凰网文化：在您那个年代，国学的普及程度是怎样的？
许嘉璐：我小学五年级开始读《古文观止》，必修课。现在大学中文系、历史系能不能够开类似的课程？“古代汉语”、“历史文献选读”不能和系统读古选本或专著比啊。我读小学时，校长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她要求五、六年级要把《古文观止》读完，一篇一篇读，要求背。国学不推广，其内容成果不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华文化复兴的时间就要往后延。
第四，出。我在序里有一句话，说当只有中国的国学成为世界领域里的显学时，才能说我们热了。现在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中文，大概学国学的不到1%，全是学金融、商贸，也有少数学中医。欧洲汉学家联合会前任会长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欧洲，我们这些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是孤儿；现在中国崛起了，发展了，我们找到家了。在欧美研究汉学的是凤毛麟角，离此学之显早着呢。怎么办？不能光靠人家研究，我们要走出去！这个走出去不是去读博士，或是做一两年访问学者，起码应该在外头十年八年，深入该国传统和学术，深入当地社区。这样才能知道中国“国学”的长短、能给世界贡献和怎么贡献。
每年举行的“大学生汉语桥比赛”，一百多个外国孩子到一百多个中国家庭住上两夜三天，最后难舍难分，两边痛哭。中国人好客啊！有一个孩子说，在我家，我没受到过中国爸爸妈妈对我这样的关心。两三天里，中国家庭展现了母爱、父爱、兄弟姐妹的亲情，和反过来孩子对于父母的尊敬。中国的亲情能够感动外国孩子，是因为孝真是“仁之本”，也就是人性善良的那个性，只不过西方文化及其体制把这种东西压抑扭曲了，而中国一直保持着。所以外国孩子一来就觉得非常温暖。从这一样个角落里反馈的这么一点点信息，给我一个信心--中华民族的智慧是更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智慧。
要普及和走出去，就要“约”，深入浅出。前人把中国的伦理道德约为“仁义礼智”四个概念，后来加上“信”，到孙中山强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端”或五德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写上千、上万的论著，但到最后落实到老百姓那里也就有那么几个字。因此普及和走出去，还需要我们在广泛、深入的研究之后，“约”它一下，简单明了，易懂易记，约定俗成，成为人人可道可行的纲领。